圖說：主祭者即為本會第一屆會長程自龍
從溫馨到寒心的鄉愁
撰文／程自龍
我是民國7年的農曆10月8日出生的，故居在秀山縣龍鳳區清溪鎮的岩門場後面的四家城，那一帶通通姓程。我們歷代皆以耕讀傳家，至祖父友恬公時，因在私塾讀了12年的書，已不慣於農耕，估量當時家庭經濟良好，有長年工幫忙農務，就跟曾祖商量，另謀他業。
後來取得曾祖許可，祖父就在岩門場買了一棟房屋，做起囤買囤賣油漆的生意。因附近孝溪溝出產有名的生漆，漆農割出來的漆，大都是旋割旋賣，祖父收購後就用漆桶裝起，待時出售，獲利頗豐。此外，他也收購玉米、葵花子等雜糧。
祖父喜書法，造詣很高，有空就臨帖書寫，當時岩門場上有馬家開設的匾對舖，字跡拙劣不堪，生意不好，看到我家門楣春聯上的字，大為驚嘆，就請我祖父去幫忙書寫，祖父以書寫為樂，就慨然允諾，並表示不收任何報酬。
馬家只有一名不成器的獨子，常以手藝無法傳承為憂，遂看上我祖父，請他學做匾對，我祖父時年23歲，自己的生意很賺錢，故予以拒絕。馬家告訴他：「只是請你來幫忙的，又不是請你來做學徒，你的生意仍可做啊！為何不來試試呢？」祖父回家與祖母商量後，就答應了。
過了2年，馬老闆年近七秩，就一病不起，遺命由我祖父接承手藝，從此我家除了農耕和商務外，又多了一個行業。家道也因而愈見隆盛，尤其是「程裕順匾對舖」的商譽遠播至黔東及本縣的各鄉鎮，縣城內原有同樣的一家店舖，因品質遠不及我家的產品，只好歇業，改做些招牌和名牌。
在家業興盛之時，卻帶來不少麻煩和驚恐，因當時治安不好，拐子（騙子）匪徒很多，專騙有錢人家的小孩，或用暴力捉肥豬（綁票），因此父親對小孩的管教極嚴，不准小孩外出玩耍，如不聽話，就被痛打。因此，我的童年都是在家陪祖母過著寂寞的日子，毫無快樂可言，也因而養成一生拘謹，不善言詞性格。
我6歲時，清溪小學已在清溪場和岩門之間建立起來，我就在那裡上學，其後，地方有軍隊駐守比較安定，無軍隊時就大亂。所以那時期求學是時讀時輟的，到了11歲時，父親覺得長此下去終非善策，於是把我和三弟送到城內大姨媽家住，就讀文廟小學。
我們兄弟分別在20班和21班就讀，20班的老師黃大邦先生，書教得很好，管教也很嚴格，對我認真讀書的印象極深，觀感很好，全班同學很多被他用教鞭打過，只有我和曾學海（後改名為曾柏舟）沒有被打過。
黃老師教我們寫作文，先從「起、承、收」三段學起，然後再學做「起、承、轉、合」四段，他當時教讀文言文，對文言文中的「之、乎、也、者、耶、焉、哉」等字的用法，特別講得很清楚。
讀到4年級時，伯父忽然提起他只有一個兒子，我家則有7個兄弟，為傳承做匾對的手藝，應該有一個兒子出來學習。我哥在酉陽初中畢業後，已在鎮公所當了3年的師爺，又改做花紗生意，此時已不宜改行，故而要求我父親從我和三弟中，選出一人來繼承祖業。
父親不得已，就與母親召集哥哥、我和三弟來商議，由哥哥先問我和三弟，誰願意留在家中學手藝？三弟搶著發言，說：「我願意。」母親隨即表示：「老三比較戀家，由他留下來好了。」哥哥也說：「三弟身體比較強壯，可以勝任勞務，由他留下較好。」父親轉而對我叮嚀：「讀書並不苦，只要專心用功就好，以後由你一人繼續去上學。」我也只好答應。
我上學時，父親寫了封信給三弟的21班導師龍甲三，龍老師看完信後表示婉惜，他說：「你家不是無錢的人，你弟弟這樣一個聰明好學的人，就隨便把他輟學了，真是可惜！」龍老師愛護學生的心意，至今猶感念不忘。
我在文廟小學高級部讀了1年後，感於過去都浪費在躲匪亂中，年齡已14歲了，於是以同等學力報考縣立初級中學。報考前聽說教育科規定，小學未讀滿6年即以同等學力報考初中者要受處分，即使考上了也會除名。經多方考慮後，我決定改名，我原名程自洪，因為當時是報名的最後一天，無法向父親報告，遂依我的小名奎龍，改為自龍報考，放榜時，竟然以高名次上榜，入學時就讀第8班。
回家向父母親和哥哥報告，他們都稱讚我緊急措施得宜。我在縣立初中畢業後，準備到成都考高中，但因理化兩科沒有學好，有所恐慌心虛，決定好好復習一年再去，於是在秋季開學前，回校向王策力老師要求安排一間寢室給我讀書，王老師幫我去請示校長，不到5分鐘就回來了，他對我說：「校長不僅答應，而且對你的好學，和準備升學的計畫表示嘉許！」我感激莫名，立即攜帶書本和寢具箱子，回學校閉關苦讀去了。
在校自習了1學期後，得知省立龍潭中學將開辦一年期的簡易師範班，因為該校比秀中好，尤其是在地教化學的劉老師特別有名，所以我就決定就讀一學期，聽聽他的課，果然讓我受益不少，可是我還是讀了一學期就輟學了。
之後我邀同3位同學去成都赴考，當時川湘公路已修築，舖上碎石，只剩沒舖柏油，由秀城開到酉陽的工程車很多，我們花點錢搭便車，快到酉陽時下車步行到龔灘，改走水路乘木船經由烏江到涪陵，再改乘輪船輾轉到成都，已過了11天！住進旅館後，通知秀中的學長鄒家鑫和楊秀文，他倆即趕到旅館接我們到他們租住的宿舍。
過了一陣子，我考上了私立建國中學，這是所知名度很高的中學，坊間傳言「石室好學生，建國出摩登」，意思是石室中學專事培養好學生，而建國中學的女學生美麗又時髦。
石室中學的前身為文翁石室，建於西漢孝文帝末年，為廬江文翁所創，號曰「文翁石室」，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地方官辦學堂，司馬相如也曾在此求學。而建國中學是1930年劉文輝擔任四川省省主席時所創辦的，名譽興隆，校長姚勤如是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的，為人精明能幹，交際廣闊，所聘教員都很優異，我在就讀時，老師所教皆能瞭解。
我於民國29年7月畢業，旋即參加全國公立大學招生，我考的是工學院，可能是物理、化學沒有考好，而被分發到國立四川大學理學院數學系，我自己檢討，我一向對國文，歷史、地理比較偏愛，本應投考文、法學院的，考工學院是因為畢業後，就業機會較多。於是我決定在川大申請轉讀農學院的森林系，未獲批准，只好休學1年準備重考。
因當時全國的大學聯招素質較差，另有中央大學、西南聯大（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暫時併校，待抗戰勝利後回到北京，各返各的學園）、武漢大學、浙江大學4校舉辦獨立聯招。休學後第2年我掌握機會投考獨立聯招的法學院經濟系，幸獲錄取，分發到武漢大學。當時的臨時校址是四川樂山縣的文廟，校長為王星拱，教務長為朱光潛，法學院長為劉秉麟，這些人可稱為當時學術界的泰斗。
我讀到第7個學期時，日軍突破湘西國軍防線，侵略到貴州獨山，貴陽告急，由於貴州沒有設防，危及陪都重慶，中央急調設防在陝西潼關的李家鈺兵團前往貴陽防守，並配合湘西夾擊反攻，同時由蔣委員長中正發動，以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的口號，召告知識青年從軍。
教育部旋即配合提出多項優惠法條，如大學生只要讀到7學期，若是從軍，可以提前領畢業證書，從軍的高中生，再回校讀書時，每學期總分加10分，致使風起雲湧。校長王星拱更為了鼓勵從軍，公開發表言論，說：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？」講到流淚！
我感動之餘就邀集了4名同班同學一起從軍，我們4人都讀滿了7個學期，畢業證書不成問題。招生處也認為我們學歷高，就派車子接我們到重慶，進入「青年遠征軍政工人員訓練班」第二期受訓，當時的班主任是蔣經國先生。青年軍正式成立後，我被分發到203師政治部，主任是余紀忠，副主任是樊中天，他們兩人對我頗為賞識，雖然我奉派為連訓導員，但尚未報到，就改派在政治部第3科任科員。
民國34年，抗戰勝利，我被併編為205師政治部少校秘書、政工處中校副處長以及代理處長等職，駐紮在湖南耒陽，36年春205師移防來臺，正值228事件過後，陸軍總司令部在鳳山成立，我們分別去受訓。36年共軍攻打濟南告急，他們突破山海關，直逼天津，205師即時調回防守。
部隊步行至張家口時，不巧被共軍攔截，傍晚聽到炮火打到營房，軍部也有炮兵還擊，重要幹部在地下室待命，外面築有戰豪，共軍朝天上猛打信號彈，紅紅綠綠的，我是政工處代理處長一定要出去巡視，遍地槍林彈雨、炮聲隆隆，非常危險。
民國37年秋，杜聿明將軍在受命為東北剿匪總司令之前，欲邀約余紀忠一起前往，余紀忠也想邀我一起去，但樊中天反對，此行終究作罷！此時時局大亂，軍官逃的逃，跑的跑，有些人繳械了，士氣渙散到極點。解放軍為了向青年軍招降納叛：到處宣傳成立了人民大學，要繼續讀書的可以去讀；要回家的，發給路條和起義優待證准予回家；要到臺灣的，也發給路條放行。
在人心惶惶下，我計畫從北平到天津再轉山東煙台。我叫了一部馬車，將行李放車上，自己步行，走了5至6天，到達青島，再坐遊艇到對岸的英雄館暫留。在兵慌馬亂下英雄館成了軍人集散所，裡面的男男女女擠成一團，每天只有吃黃豆充飢。
民國37年9月陳誠派船來將我們撤退到臺灣，收容在鳳山的灣仔頭。那時學校急缺教師，我因為擁有大學畢業的文憑，所以到台中一中教了2小時的中文。後來被介紹到台南省立職業學校擔任國文教員兼訓育組長，就這樣一教教了3年，過得很舒服。
民國40年，余紀忠在中國國民黨的中央黨部擔任中常委，而樊中天則在中央黨部擔任總幹事，後來他被中央派到中國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宜蘭縣黨部擔任主委，就推薦我到宜蘭擔任書記的工作，巧遇了在黨部已服務2年的會計李玉霞。宜蘭人很好客，大拜拜時都會邀請同事們去吃飯，玉霞的家庭也是如此。
民國43年，正在中央黨部擔任副秘書長的周宏濤先生（27年於武漢大學畢業），到宜蘭縣黨部視察，發現我是武大的後期晚輩，就把我調到台北的中央黨部。此時我開始和還在宜蘭服務的玉霞交往，承蒙樊中天、同事們以及玉霞父母認為我老實可靠，就促成我們的婚姻，民國45年11月玉霞父母同意將獨生女許配於我，如今擁有3女1男，5個孫兒。
之後，長官周宏濤在素昧平生下，一路提攜，我深感知遇之恩，33年來我服務於中央黨部、省政府財政廳、成立稅務局、行政院主計處等，屆臨65歲退休，但仍被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周宏濤慰留，又繼續在行政院政務委員會辦公室服務，直到民國77年12月以公務員11職等正式退休，那年我已70餘歲矣！
民國78年3月，我由姪子程明魁的陪同下回鄉探親，這才瞭解家人在這段時間裡受盡折磨！我全家因地主身份被掃地出門，父母親在鬥爭大會時，被拷問哪裡還存有錢財，父母親回說沒有，就被活活打死，堂哥被槍斃，哥哥投水身亡，弟弟們一樣淒慘，各奔東西。
我第1站就到成都探望七弟，因成都有許多同學，他們倒是非常歡迎我的到來，紛紛熱情款待。一星期後我轉往貴陽，我的五弟在審判後，被下放到貴陽種茶，然後我們再一塊回秀山老家探視六弟，他在鄧小平當政時期被平反，配得房屋及助業津貼，因他是知識份子，目前擔任秀山縣的政協委員。
第2次回鄉是在民國80年4月，我們夫妻邀集了一批同事及朋友組成旅遊團，天南地北的跑，整整玩了34天，我小的時候忙於課業，青年期又碰上國難，從未好好品味中國這片美麗的河山，直到70餘歲的高齡，才有幸親眼目睹在歷史課本上記載的遺跡，終算不虛此生。
我兩次回鄉，遍尋了所有的親戚，以為可解思鄉之愁，可是一場戰爭，兩地相隔，親情也越來越淡薄了，我實在不忍提及家鄉親戚騙了我不少錢，從買房子到修復祖墳，連假墳都出現了，我禁不住向弟弟說：「你賺得還不夠嗎？」如今我已是93歲的老人，所剩的只有60年前純真又溫馨的回憶，可惜那已成為過往雲煙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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